中國迄今發現的最古老帛書——子彈庫帛書，經歷過一段漫長的“擱淺”。這些戰國時期寫在絹帛上的文書，1942年在長沙東南郊子彈庫土坡的一座楚墓中被發現，又在4年后被盜運至美國；直到今年5月，其第二、三卷才回歸故土（子彈庫帛書分3卷，此次回歸的《五行令》和《攻守占》為第二卷、第三卷——編者注）。

作為目前出土的唯一戰國帛書，它比馬王堆漢墓帛書早約300年，來自世界各國的幾代學者執著地對它展開跨國、跨世紀的研究。古文字學家曾憲通曾說：“幾乎沒有一件中國文物像它這樣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而且對它的研究歷久不衰。”來自遙遠故土的千萬雙眼睛，從未離開過它。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霍政欣正是注視它的人群中的一員。他參與的文物追索工作里，來自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窮盡現代文明的方式，讓流失文物有尊嚴地重返故土。在霍政欣看來，中國的流失海外文物追索工作正在變得更主動，“每年都有一些標志性文物返還”。而子彈庫帛書則是中國主動追索歷史上流失重點文物并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

霍政欣說，文物追索工作是一場“持久戰”，需要一代代人共同努力。他常告訴身邊的年輕人，“要多些耐心”，但他也強調，文物追索同樣需要“分秒必爭”。

十年

2015年春天，霍政欣受邀錄制一期關于章公祖師像追索的節目后，主持人白巖松和他約定，“等文物回歸，我們再做一期節目”。10年后，這個約定還沒能履行。在追索工作中，挫敗比子彈庫帛書這樣的成功更常見。

“我們做了很多（文物追索）的案子，但是最后能實現（文物）回歸、被公眾看到的，其實是鳳毛麟角。”霍政欣的學生、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青年教師陳銳達說。

事實上，與“年”相比，“小時”是他們工作中更常見的時間單位。通常來說，一件流失文物的拍賣消息是一條追索的重要線索。從獲知消息到文物上拍賣臺的短暫時間內，中國文物追索團隊就像在完成一臺手術前的多科室會診：依據歷史、文博專家構建的“非法流轉證據鏈”，法學專家需要快速研判，出具法律意見。

霍政欣是帶領團隊“與時間賽跑”的那個人。2019年，曾伯克父青銅組器追索中，團隊提交法律意見書用時不到24小時。他提到，一些國家的國內法規定了“善意取得制度”，這也意味著，如果有買家拍下流失文物，會給追回文物增加更多難度。

因此，理想情況是，在文物被擺上拍賣臺前就將其攔截，陳銳達將這個過程描述為“生死時速”。在他參與的文物追索工作里，最緊急的情況是“兩個小時后答復”。

在文物追索團隊的工作，有時讓陳銳達想起在律所的實習，“團隊在討論時，其實繞不開一些法律的基本問題，方法論是接近的，這可能是一些共性”。不同的是，做律師要考慮“怎樣為當事人爭取更大的利益”，而文物追索工作的復雜性在于，他總要站在“國家大事”的角度想問題，需要考慮文物回歸背后，國家之間的關系，“你做的每一件事，你完成的每一個案子，都會對后面的文物追索工作產生影響，甚至對整個國際趨勢產生影響”。讀博期間，陳銳達參與“國家大事”，在這份“急”與“慢”交織的工作里錘煉，他明顯感受到自己的成長。

陳銳達認為，師生們在做“不是立馬就能見效的事情”。他難以用語言形容，“好多年前我們寫了一份文件”，到未來某刻真的推動了一件文物的回歸，會有怎樣激動的心情。

“追”了文物16年的霍政欣，對“急”的理解不止在一件件緊急任務里。他感受到個人精力的衰退，想盡可能在自己年富力強的時候促使更多文物返還，但他也很清楚，文物追索“我們這一代人肯定完成不了”。2014年，霍政欣就參與起草旨在推動非法出境被盜文物的保護與返還的《敦煌宣言》，那時候“做的人還很少”；而10年后主持起草《關于保護和返還殖民背景下流失或通過其他非正義、非道德方式獲取之文物的青島建議書》（以下簡稱《青島建議書》）時，他身后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教師、學生。

與時間的另一場賽跑是與證據消失競速，霍政欣太明白及時開展溯源調查對文物追索的意義。以子彈庫帛書為例，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零從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研究子彈庫帛書，多次往返中美兩地，歷時40余年完成了對它的“身世”調查。依據李零關于子彈庫帛書的溯源及流轉歷史研究成果，中國國家文物局于2023年年底就子彈庫帛書的非法流失形成扎實完整的證據鏈，經多番溝通與協商，最終實現子彈庫帛書第二、三卷《五行令》《攻守占》的回歸。

霍政欣坦言，能碰到李零那樣完整、系統的研究非常難得；越往后，找到流失文物來自中國、非法流出的證據會越來越困難。

正義

在文物回歸的幾種形式中，“依法索回”的受關注程度曾一度不如國家購買、民間購買和捐贈。這讓霍政欣痛心，他說，中國人競拍、花高價買回流失文物反而會讓西方拍賣機構正中下懷。監測拍賣線索追索文物的方式，他同樣認為相對被動。

近年來，中國在文物追索方面的探索變得更為積極主動。2019年，國家文物局專門成立流失文物追索返還辦公室。2024年修訂的文物保護法明確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是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主責單位，同時規定其有權依法會同有關部門開展追索工作，搭建了非法流失文物追索的工作機制，同時還規定“國家對于因被盜、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文物，保留收回的權利，且該權利不受時效限制”。

“時效限制”曾一度阻礙文物追索團隊的施展。目前，國際上開展流失文物追索返還的主要法律依據，是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以下簡稱《1970年公約》）。

這意味著，《1970年公約》生效前因戰爭劫掠、盜掘、非法轉讓及走私等不法原因或不道德手段被轉移出中國國境的文物，即歷史上流失文物，不在公約約束的范圍內。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國際私法研究室主任李慶明直言，“實際上中國大量的文物都是在1970年之前就非法流失到國外去了”。2024年文物保護法的修訂，正是通過國內法突破時效限制，為歷史上流失文物追索提供了法律支撐。

在國際上，糾正歷史、道德返還也越來越得到認可。李慶明認為，雖然有時效限制，但《1970年公約》對非法流失文物持有國施加了壓力，為文物流失國帶來了一定道義和輿論優勢。2024年，中國聯合18個文物原屬國聯合發布《青島建議書》，進一步鼓勵各國和文物持有者認識到殖民獲取的非正義性，鼓勵各國及相關機構在文物保護、研究、返還及后續利用等方面加強對話溝通與互動合作。

2024年4月，美國國際法學會第118屆年會召開，會上專設了“中國被掠奪的文化遺產：歷史的不公與當前的困境”論壇，霍政欣在論壇上發表演講。令他意外的是，觀眾中有美國學者和官員，也有來自國際組織以及歐洲、非洲和亞洲的眾多學者與官員。他發現，主要殖民背景文物持有國也在積極制定和修改相關政策措施，推動殖民背景文物歸還問題的妥善解決。

霍政欣認為，在文物追索返還中，雙邊合作是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也是“主動”的體現。子彈庫帛書返還的前提是2009年中美兩國政府簽署的《中美限制進口中國文物諒解備忘錄》，以及中方和《五行令》《攻守占》持有機構——美國史密森尼學會的雙邊談判。

他指出，文物返還領域的穩定合作已經成為嚴峻復雜的中美關系的一個亮點。雙邊合作“針對性很強、可操作性強”，難點則在于需要一個個國家突破。李慶明將之形容為“通過合作的返還和通過返還的合作”，“讓對方既感受到壓力，也感受到我們的誠意與善意，通過合作促成返還，返還后進一步在研究方面和其他領域加強合作”。

“不是所有的中國文物都要返還，歷史上大量的中國文物通過正常貿易運到西方，是文明交流的紐帶。我們追索的是非法流出的文物。”霍政欣指出，這些文物的返還，是糾正不正義的侵略戰爭的必要舉措。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他呼吁日本盡快返還侵華期間劫掠的文物。

師徒

陳銳達無法以歷史研究者的口吻解釋子彈庫帛書的重要性，但當他談到帛書“流失到海外的時候，甚至都沒有被公開展出過”時，帶著一時略失理性的委屈。

他的老師年輕時也有類似的不忿。2009年，還是一名國際法青年學者的霍政欣得知，世界知名拍賣公司“佳士得”在法國巴黎拍賣1860年英法聯軍自圓明園掠走、流失海外多年的鼠首和兔首銅像，這是他關注文物追索返還的起點。

“當時無論是新聞媒體還是政府相關部門的表態，都說這是英法聯軍劫掠的中國文物，應當返還。我很不解，既然應當返還，為什么對方不返還？”從這個學術疑問起步，霍政欣了解到，當時國內幾乎無人做這方面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數是用一種民族情感在代替理性的法律作回答，就說這是被強盜搶走的，理應返還，但實際上對于國際條約和國內法研究還是比較淺的”。

在認知里建立起文物回歸與國際法研究之間的關系，即便對于法學專業的學生來說也是一道難題。本科期間，陳銳達上過霍政欣的國際私法課，霍政欣是公認講課很好的教師，會在課堂上穿插著講一些自己在流失文物追索方面的研究。陳銳達對他的研究領域好奇，找來他寫的專著《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問題》，但不太能看懂。

“一開始我會很好奇，文物追索工作跟國際法有什么關系？以為這是一個外交事務，大部分情況下可能通過外交協商就可以實現，那國際法發揮了哪些作用？”陳銳達說。更何況，沒有研究基礎的人在法規里甚至“看不出來文物兩個字”。

直到加入霍政欣團隊，開始做一些基礎研究后，陳銳達才慢慢發現：文物追索是一個需要由國際法來解決和提供支撐的。

霍政欣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解釋，他們需要證明一件文物在何時間階段以何種方式流出，違反了當時中國的什么法律，流入另一國家，又違反了當時該國的什么法律。“經常要把中國民國時期的法律找出來作研判，有時候有些國家歷史上的法律都找不到。”

研究早期，陳銳達會陷入對某個法律問題“無解”的痛苦。霍政欣提醒他，誤區在于“先入為主，帶入了中國法律視角去理解日本法”。團隊里像他一樣的年輕人在實戰中理解，文物追索“不是一個機械適用法條的過程”。

這對師徒身上有很多相似之處：霍政欣一直認為法學要解決社會問題，不滿足于只做理論研究；陳銳達學習法學是為“匡扶正義”，他坦言自己受導師影響很大，文物追索工作實際上也是在“某一個領域維護公平正義”。陳銳達畢業后在大學任教，還堅持在霍政欣的團隊參與文物追索，并凝聚更多人加入。

更多年輕人的加入，為團隊帶來了不同學科的視角，他們也有了人手去持續關注和分析國外文物追索的動態。陳銳達說，團隊有了經驗傳承，追索工作會越做越好，“當我們接到任務的時候，可以立刻反應，應該從哪方面入手”，迅速且有效的反應，為其他環節爭取了更多時間。

這對師徒都提到了“個人的幸運”，這恰好是文物追索領域兩代國際法學者的人生軌跡：前者的十余年學術生涯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快速提升，文物追索能力不斷增強，“自己的研究在此過程中正好能夠發揮作用”；后者的學業遇上中國文物追索的“黃金期”，得以接觸大量案件，這期間也是世界流失文物返還的新浪潮。

歸來

霍政欣“10年之約”的主角章公祖師肉身坐佛像，追索案件雖然勝訴，但判決仍處于域外執行階段，霍政欣對它的回歸持樂觀態度。該案開創了民間通過民事訴訟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新途徑，但它的耗時耗力讓霍政欣認為，與更多國家簽訂和實施雙邊協議才能提高文物追索效率，“找準路徑，中國文物能夠實現加速回家”。

今年5月，《1970年公約》第八屆締約國大會在巴黎舉辦，中國首次當選為締約國大會主席國。霍政欣在很多場合提到，這表明我國在文物追索返還領域的貢獻度、影響力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今后中國在《1970年公約》的相關討論事項的設定、大會議項議程的設定，都將有更多話語權，所以我想中國在本領域就會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他也指出，中國在文物追索機制解決方面也在繼續探索和創新。5月30日，《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在中國香港舉行。國際調解院由中國等19個國家共同發起，是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霍政欣一直期待，國際調解院日后能夠把國家之間的文物追索糾紛納入調解范圍。

圍繞流失海外文物的數字化復原正在加速突破。今年1月召開的甘肅省文物局長會議透露，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數字化復原項目已獲取海外藏高清圖片10萬余張；山西太原的天龍山石窟博物館已利用三維掃描技術，將流失海外的90多件天龍山造像數字化復原，并實現11座主要洞窟的數字復建；河北邯鄲的響堂山石窟完成對6件流失海外近百年的造像和造像殘件的3D打印復原……

霍政欣認為，數字化復原是推進文物追索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努力，“不是數字化回歸”。陳銳達告訴記者，文物追索團隊的工作也涉及數字化復原中采集數據的知識產權問題。他認為，在文物回歸的條件還不成熟時，數字化復原能為國人提供更多途徑來了解這些文物，但“恢復歷史正義”的追求沒有改變，追索工作的核心還是在于文物所有權的回歸，這代表非法流失文物持有國“對歷史不法行為的承認”。

陳銳達見到自己曾參與追回的天龍山石窟佛首、曾伯克父青銅組器的方式，和其他參觀者并沒有什么不同——在公開展覽中、在人群里。這位推動文物回歸的“功臣”之一，往往需要壓制住喜悅才能靜靜觀賞。參與文物追索之前，陳銳達本就是個逛展愛好者，在未來的博物館展覽中見到子彈庫帛書《五行令》《攻守占》和更多未回家的文物，現在都在他的計劃清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