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蓄意制造七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此為標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由此進入全民族抗戰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分布在華北、華中等多個地區，肩負著持久抗戰的重任。全面抗戰爆發后，抗日民主根據地迅速擴大。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軍對我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采取殘酷的軍事掃蕩和經濟封鎖，加劇了根據地物資短缺、財政緊張的狀況。與此同時，根據地內部缺乏統一的貨幣體系，經濟活動遭遇阻礙。在此背景下，抗日民主根據地迫切需要建立自主的貨幣體系，既用于供給軍隊，維護抗戰大局，又能滿足擴大生產、保障軍民生活的需要。

各抗日民主根據地依據自身條件，自主開展貨幣制度建設，推行了一系列務實有效的貨幣政策，不僅維系了根據地的物資流通與市場秩序，而且在保障持久抗戰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抗日民主根據地的貨幣發行與管理經驗也為新中國貨幣制度和金融體系的建立提供了歷史借鑒。

因地制宜制定貨幣政策

就抗日民主根據地的貨幣發行來看，因經濟條件、地理環境差異，各根據地推出的政策并非完全一致，但總體上都圍繞著統一貨幣、穩定經濟、支持抗戰的目標展開，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設立銀行發行貨幣。1937年10月，陜甘寧邊區銀行正式成立。隨后，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紛紛仿效，晉察冀邊區銀行、冀南銀行等相繼成立。各銀行發行“邊幣”“冀南幣”“北海幣”等，這些貨幣逐步取代法幣，成為根據地的法定貨幣，主要用于物資采購、生產消費和財政收支。貨幣發行以“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為方針，優先支持根據地經濟發展，同時滿足軍民生活所需。為了防止通貨膨脹，結合財政收入、物資儲備和市場需求，嚴格控制貨幣發行數量。把單純的財政性貨幣發行放在次要位置，盡量減少財政透支。例如，陜甘寧邊區1942年財政透支占到發行額的71%，1943年降至39%，1944年僅為17.7%；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在整個抗戰時期，財政收支基本平衡，北海銀行的貨幣發行經常有60%以上用于工商業發展。

二是確立“物資本位”的貨幣體系。抗日民主根據地財政收入主要依賴實物征收、公糧統購和有限稅收，并推行“救國公糧”的制度。救國公糧以實物代替田賦，由此積累了豐厚的物資。各根據地將貨幣發行與物資儲備結合起來，使之成為根據地市場的價值尺度。在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負責貨幣管理工作的薛暮橋曾這樣解釋物資的作用：發行的貨幣沒有用黃金、白銀、外匯作儲備，是用物資來作儲備的；隨著物價的漲落，工商局隨時吞吐物資，調節貨幣流通數量，以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因此根據地貨幣的發行，依托各根據地掌握的糧食、棉花等重要物資，用以調節供求、穩定價格，形成獨特的物資本位貨幣體系，化解外部沖擊和影響。

三是維持穩定幣值與市場調控。在高通脹和財政壓力并存的背景下，抗日民主根據地采取多種手段，竭力維持本幣幣值與價格體系的穩定。首先，限制敵偽幣流通，強制要求使用邊幣、抗幣等，鞏固其本幣地位。抗戰初期，法幣在部分根據地流通，但隨著敵偽勢力擴張與國民政府對邊區財政援助中斷，法幣日益貶值，日偽幣滲透加劇。為此，各根據地貨幣同日偽幣、法幣進行了持久的斗爭，具體包括陣地斗爭、比價斗爭及反假票斗爭等。這既是打破經濟封鎖、開展對敵經濟斗爭的需要，也是確保根據地經濟主權的重要舉措。其次，強制法償規定。規定邊幣、抗幣為合法貨幣，要求根據地內部接受。例如，1938年6月，晉察冀邊區政府禁止法幣和各類雜鈔在市面上流通，同時規定：凡持有法幣及各種雜鈔者，必須在兌換機構兌換成邊幣，否則不能使用。邊幣由此成為晉察冀邊區法定貨幣。又如，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發行的北海幣，在經歷與偽幣、土雜鈔以及法幣的斗爭進而成為本位幣后，在山東各地區統一流通。再次，建立統一市場、進行價格調控。無論是提高根據地內部商品交換的活躍度，還是在多個根據地之間實現經濟聯動、保障邊區農業和商業發展，都需要統一流通工具以減少交易成本、穩定價格體系。最后，推動財政貨幣化。抗戰初期，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稅收以實物征收為主、貨幣支付為輔，后期逐步強化貨幣在財政收支中的比例。這種制度設計既減輕了農民的納糧負擔，又推動了市場機制的形成與貨幣使用的普及。在貨幣廣泛使用后，根據地財政體系呈現出實物財政與貨幣財政并行的特點。根據地由此建立起相對穩定的本幣結算體系，為經濟運行和抗戰提供了基本保障。

四是建設并完善金融體系。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區域內部推動金融體系的形成，以穩定物價與促進生產為原則，探索地方貨幣信用建設路徑，由此建立起穩固的市場網絡，為抗戰提供財政支撐。根據地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兼有合作社、供銷社等輔助機構。銀行除發行貨幣外，還承擔信貸、儲蓄、物資調撥等職能，與財政機關密切配合。此外，合作社制度與信用合作組織廣泛建立，在農村推廣貨幣使用與商業信用，助力根據地內部市場的發展壯大。

有力促進根據地經濟發展

中國共產黨通過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實施一攬子貨幣政策、統一貨幣體系，解決了根據地貨幣混亂與流通不暢等棘手問題，促進了根據地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穩定，充分保障了生產生活的基本需要。

發展和活躍了市場交易。根據地貨幣廣泛流通，形成了統一貨幣體系，使以糧食、棉布、食鹽等生活必需品和農具、軍需品等生產資料為主的商品交換變得更加便利。同時，貨幣流通促進了跨村莊、跨地區的集市貿易，擴大了市場規模，進而提升了市場定價功能和資源配置效率，貨幣的穩定供給減少了物價波動、緩解了供需矛盾。市場交易的活躍增加了根據地內部的物資流動，有效緩解了物資短缺問題。

促進物資供應與生產發展。通過貨幣發行，根據地以市場化的方式收購糧食、棉花等物資，集中調配供給軍民。貨幣政策引導資源合理分配，農業生產效率也得到大幅提升。例如，陜甘寧邊區1943年的糧食產量較1937年增加了67%，使物資基礎更加充實。同時，通過貨幣政策配合減租減息、土地改革等措施，以及提供無息或低息貸款，減輕農民負擔。此外，各根據地使貨幣政策與稅收政策實現有效協同，通過農業稅、公糧等形式回收物資。由此，貨幣政策強化了稅收征管和財政收入的穩定性，為持久抗戰以及抗戰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推動合作組織建設和經濟結構調整。信用社和互助組等合作組織的發展，提升了農民經濟自主權，有利于擴大貨幣流通的覆蓋面。同時，貨幣支持也促進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各根據地以一定數量的貨幣作為生產建設資金，扶助生產合作社，發展小規模的工業、手工業及促進農業發展，使貨幣在生產中發揮好生產資本的作用。貨幣的流通還促進了根據地內外的貿易往來。一部分貨幣作為貿易資金，在貿易部門和金融機構的合作下，發展消費合作社，一方面發展根據地內部的商業，另一方面加強同根據地外部的貿易聯系，輸出農產品及手工業品，使經濟結構更加多元，抗風險能力顯著提升。

當然，由于戰時環境影響，各抗日民主根據地貨幣流通范圍有限，跨區域交易仍需通過以物易物的形式，限制了市場交易的進一步擴大。此外，根據地貨幣發行也面臨通貨膨脹壓力和流通阻力，貨幣發行量難以完全控制，物價波動時有發生。盡管存在種種困難，各根據地完善價格管理，強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同，體現了政策的靈活性和適應性。

從歷史經驗中獲得啟示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基于軍事、政治形勢和經濟發展需要，實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貨幣政策。這些政策為抗戰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和民心支持，也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貨幣制度和金融體系的建立提供了寶貴經驗。邊幣、抗幣的發行實踐為人民幣的誕生奠定了基礎。以華北銀行為基礎，合并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組建中國人民銀行，即新中國的中央銀行。這些實踐經驗對當前貨幣金融政策的調整仍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是必須有力維護貨幣和金融主權。抗日民主根據地通過建立獨立貨幣體系和打擊日偽幣，有力維護了貨幣和金融主權，在粉碎日本侵略者殘酷“掃蕩”、戰勝自然災害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我國進一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有效維護開放條件下的金融安全同樣重要。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需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放在重要位置，在推進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的同時，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增強人民幣跨境支付等國際貨幣功能。

二是堅持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抗日民主根據地的貨幣政策以支持生產、消費、貿易和抗戰需求為核心，通過投放資金、低息貸款等方式促進經濟發展，取得了一系列實踐成果。國際經驗也已證明，金融脫實向虛，容易出現金融資本與實體經濟失衡、產業空心化加速、金融資本無序擴張等諸多問題，助長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累積。基于正反兩方面經驗，我國金融發展始終與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緊密聯系，明確金融發展的重要任務是滿足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確保我國金融發展始終堅持服務國家戰略、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服務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三是需依據形勢變化和戰略需求靈活調整政策。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因地制宜、結合各根據地特點來動態調整貨幣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當前，我國在發展數字貨幣、綠色金融以及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過程中，也需結合地區發展實際情況，因勢利導，制定差異化的金融政策，確保取得良好政策效果。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熊昌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主任）